戈多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人物，可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见过戈多。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在乡间小路上等他，等到靴子脱了又穿，等到胡萝卜啃完了又换饼干，等到波卓和幸运儿来了又走，戈多始终没有来。第二天他们接着等，仿佛头一天的一切都可以原封不动地再来一遍。

「谁是戈多？为何等待？」贝克特对这两个问题一向敬谢不敏，据说他只回过一句：我要是知道，早在戏里说清楚了。于是戈多成了一个空位——有人读出上帝，有人读出希望，有人读出永远缺席的意义本身。空位越空，人们越急着往里填东西；这大概正是这出戏首演七十年后仍然刺人的原因。

希望迟迟不来，苦死了等的人。

——萨缪尔·贝克特《等待戈多》

就戏剧动作而言，《等待戈多》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而这正是它最残忍的地方：它不安排绝望的事件，只安排绝望的节奏。对话膨胀又塌缩，约定立起又被推翻，戏在「咱们走吧」与「他们不动」之间原地打转。等待本身成了全部的情节，也成了全部的刑罚。

爱斯特拉冈：咱们走吧。
弗拉季米尔：咱们不能。
爱斯特拉冈：为什么不能？
弗拉季米尔：咱们在等待戈多。

可我并不觉得这是全然的黑暗。两个流浪汉在无望之待里，仍然留住了几样东西：他们拌嘴，也互相系鞋带；他们想上吊，又舍不得用裤腰带；他们每天遇见，每天确认「你又来了」。无望之待没有被拔高成救赎，但陪伴让囚笼有了呼吸的缝隙——自我救赎未必是走出困境，有时只是在困境里替对方把靴子脱下来。

合上书那天傍晚，我在站台等一班迟迟不来的车，忽然想起幸运儿的思想独白：原来我们都站在各自的乡间小路上，书包里装着胡萝卜，等一个不会来的戈多。贝克特没有给我们答案，只留下一句温柔的嘲讽——他们许诺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信不信，由等的人自己决定。